对合同纠纷的随想/齐汇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30 15:55:29 浏览:9961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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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同纠纷的一点随想
齐汇
最近在家里阅读了一些报刊杂志，包括在“今日说法”的法制栏目中都看到了一些有关于合同纠纷的问题，引发了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在此抒发一点自己的感想，以表刍荛之见，望诸位批评指正。
在我所看到的合同纠纷中，有一类合同纠纷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类合同纠纷是不确定的自然人与确定的法人之间基于合同的某些约定而引起的纠纷。如某些保险合同纠纷、医疗事故合同纠纷等。具体地说就是不确定的自然人与确定的法人在双方签定合同的过程中往往由于不确定的自然人对某些专业知识的缺乏、由于在急迫的情况下无法进行充分的思考从而作出不符合自身利益和真实想法的意思表示或者基于本人对于合同中某些词汇的理解与商家的理解不相一致（这种误解的产生或许是由于本人知识水平的欠缺或许是基于商家消极的不作为而产生）而产生的纠纷与对抗。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要式合同的一部分要件还没有完全实现，合同在此情况下是不成立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作为相对弱势群体的自然人已经尽到了其在约定合同过程中所有的义务，合同的无法生效的原因是由商家造成的。法院基于此种情况认定合同成立，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受到法律的保护。又有的时候，法院基于对市场主体、商事主体、行政主体的保护，认定合同为断案的关键要素，“一切看合同”。还有的案件中，法院基于当事人对合同的认识和理解有瑕疵，或者当事人是在急迫的条件下签定的合同，其意思表示与真实想法有偏差，而主张合同无效或可撤消。
在民法的原理中，学界有着三种不同的声音。有意思主义、表示主义和折中主义。意思主义认为应该以表意人的真意为判断的依据，而不拘泥于词语和约定的实质内容。表示主义认为合同是法律事实发生、变更、消灭的要件，无论当事人的主观效果意思如何都以合同约定的事实为准。而折中主义认为，在诉讼和审判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又要维持合同的稳定性与法律效力，所以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难度，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的机遇，这种方式可以尽可能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法律公平的原则和本质。
这样的司法实践给我们的诉讼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带给了法官更多的自由裁断权，也同时给予了双方的诉讼代理人以更加广阔的辩论空间。但是同时这种制度和方式也存在着其弊端。这将会导致市场主体、商事主体在交易立约的过程中过度警慎，和不确定自然人在签定合同时的随意性。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交易安全。这种自由裁断的逐步发展，最终将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发展走向与预期目标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导致社会的混乱。如何实现在诉讼过程中既保护交易双方的事实公平与交易安全，又不致使这种保护公平的良好法制环境中不滋生出一些将可能发生的“病虫害”问题，还值得我们研究与思考。一种制度在极力保护公平的同时，需要另一种制度对其加以致衡，从而构造和搭建出民法理论与实践体系的接近绝对的稳定状态，应该是民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齐汇
最近在家里阅读了一些报刊杂志，包括在“今日说法”的法制栏目中都看到了一些有关于合同纠纷的问题，引发了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在此抒发一点自己的感想，以表刍荛之见，望诸位批评指正。
在我所看到的合同纠纷中，有一类合同纠纷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类合同纠纷是不确定的自然人与确定的法人之间基于合同的某些约定而引起的纠纷。如某些保险合同纠纷、医疗事故合同纠纷等。具体地说就是不确定的自然人与确定的法人在双方签定合同的过程中往往由于不确定的自然人对某些专业知识的缺乏、由于在急迫的情况下无法进行充分的思考从而作出不符合自身利益和真实想法的意思表示或者基于本人对于合同中某些词汇的理解与商家的理解不相一致（这种误解的产生或许是由于本人知识水平的欠缺或许是基于商家消极的不作为而产生）而产生的纠纷与对抗。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要式合同的一部分要件还没有完全实现，合同在此情况下是不成立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作为相对弱势群体的自然人已经尽到了其在约定合同过程中所有的义务，合同的无法生效的原因是由商家造成的。法院基于此种情况认定合同成立，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受到法律的保护。又有的时候，法院基于对市场主体、商事主体、行政主体的保护，认定合同为断案的关键要素，“一切看合同”。还有的案件中，法院基于当事人对合同的认识和理解有瑕疵，或者当事人是在急迫的条件下签定的合同，其意思表示与真实想法有偏差，而主张合同无效或可撤消。
在民法的原理中，学界有着三种不同的声音。有意思主义、表示主义和折中主义。意思主义认为应该以表意人的真意为判断的依据，而不拘泥于词语和约定的实质内容。表示主义认为合同是法律事实发生、变更、消灭的要件，无论当事人的主观效果意思如何都以合同约定的事实为准。而折中主义认为，在诉讼和审判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又要维持合同的稳定性与法律效力，所以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难度，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的机遇，这种方式可以尽可能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法律公平的原则和本质。
这样的司法实践给我们的诉讼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带给了法官更多的自由裁断权，也同时给予了双方的诉讼代理人以更加广阔的辩论空间。但是同时这种制度和方式也存在着其弊端。这将会导致市场主体、商事主体在交易立约的过程中过度警慎，和不确定自然人在签定合同时的随意性。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交易安全。这种自由裁断的逐步发展，最终将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发展走向与预期目标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导致社会的混乱。如何实现在诉讼过程中既保护交易双方的事实公平与交易安全，又不致使这种保护公平的良好法制环境中不滋生出一些将可能发生的“病虫害”问题，还值得我们研究与思考。一种制度在极力保护公平的同时，需要另一种制度对其加以致衡，从而构造和搭建出民法理论与实践体系的接近绝对的稳定状态，应该是民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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