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4年6月1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994年6月16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发包和承包
第三章 承包合同的订立
第四章 承包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第五章 无效承包合同的确认
第六章 违反承包合同的责任
第七章 承包合同的调解与仲裁
第八章 承包合同的管理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稳定和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的管理，保护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与承包者之间为确立双方在生产、经营和分配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书面协议。
第三条 凡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为发包方与承包者签订的承包合同，均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订立承包合同，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符合集体经济组织章程或者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遵守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二章 发包和承包
第五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是集体所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和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国有资源的发包方。
第六条 具有生产经营能力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或者村民承包经营本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项目的是承包方。本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持有合法证明，由有担保能力的第三者担保或者有相应财产抵押，经发包方同意，也可以成为承包方。
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本村村民有优先承包权。
第七条 发包方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一）对所发包的集体生产资料拥有所有权，对依法发包的国有资源拥有监督管理权；
（二）按承包合同规定，监督检查承包方的生产经营活动；
（三）按承包合同规定，向承包方收取承包费、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安排使用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四）按承包合同规定，为承包方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
（五）依法保护承包方经营自主权。
第八条 承包方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一）按承包合同规定，对承包项目行使经营自主权；
（二）承包期满，在同等条件下，对原承包项目有优先承包权；
（三）依照本条例规定，转包或者转让承包合同；
（四）在承包期内承包人死亡的，该承包人的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
（五）按照承包合同规定，支付承包费、村提留和乡统筹费，承担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六）合理利用和保护承包的土地等生产资料。
第三章 承包合同的订立
第九条 承包合同签订前，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将承包项目的承包方式、指标、期限等主要内容提交本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耕地以外的其他专项承包合同应当采取招标和财产抵押的方式承包。
第十条 发包方与承包方对承包合同条款经过协商一致，订立书面协议并经双方及其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承包合同即成立。
承包合同签订后，应当到承包合同管理机关办理鉴证。
第十一条 承包合同应当具备以下主要内容：
（一）承包项目的名称、规模或者数量、地点、座落、承包方式和承包期限；
（二）承包方应完成投入、科技、管理维修等指标，支付承包费、村提留、乡统筹费和承担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的数量以及履行办法；
（三）由于不可抗力造成停产或者严重减产、减收后调整收益的办法；
（四）发包方提供服务的项目、方式、收费办法和标准；
（五）承包合同终止后的财产移交和清算办法；
（六）违约责任；
（七）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八）争议解决方式；
（九）双方商定的其他事项。
第四章 承包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第十二条 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允许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
（一）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同意，并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
（二）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调整，使收益情况发生较大变化，严重影响一方利益的；
（三）承包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被国家征用或者收回使用权的；
（四）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承包合同部分或者全部无法履行的；
（五）一方当事人违约，使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者没有必要继续履行的；
（六）承包者丧失履行承包合同能力，致使承包合同部分或者全部无法履行的；
（七）承包方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生产经营或者放弃生产经营，经发包方劝阻无效的。
第十三条 当事人要求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时，应当由双方协商达成书面协议，经合同管理机关审核同意。经过鉴证或者公证的承包合同变更或者解除还应向原鉴证或者公证机关备案。
第十四条 承包合同订立后，不得因发包方法定代表人的变动和发包组织的合并、分立而变更或者解除。
第十五条 因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使一方遭受损失的，除依法可以免除的责任外，应当责任方负责赔偿。
第十六条 在承包期内，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与第三者订立转包合同，将其承包项目的部分或者全部转包给第三者，原承包合同仍然有效。
承包方也可以将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者。第三者应与发包方签订新的承包合同。原承包合同经转让即行终止。
承包合同转包、转让需要补偿的，应当予以补偿。
第五章 无效承包合同的确认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为无效承包合同：
（一）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
（二）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违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的；
（四）采取欺诈、胁迫或者仗权垄断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签订的；
（五）发包方无权发包的。
未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擅自签订的转让、转包合同为无效合同。
第十八条 承包合同的无效，由人民法院或者承包合同仲裁机构确认。
正在履行的承包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应当遵照有利生产、减少损失的原则，可由无效承包合同的确认机构决定采取补救措施。
当事人依据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或者由此造成的经济纠纷由无效承包合同的确认机构依法处理。
第六章 违反承包合同的责任
第十九条 由于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承包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双方违约的，由双方分别违约承担责任。
当事人一方违反承包合同时，应按承包合同约定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给对方造成实际损失的，还应当对超过违约金的部分予以赔偿。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和赔偿金后，对方要求继续履行承包合同的，应当继续履行。
第二十条 发包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按承包合同规定向承包方支付违约金、赔偿金：
（一）不按承包合同规定为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的；
（二）非法干涉承包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
（三）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的；
（四）有其他违约行为的。
第二十一条 承包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按承包合同规定向发包方支付违约金、赔偿金：
（一）对承包的资源、生产资料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生产经营或者放弃生产经营的；
（二）出卖承包的生产资料或者擅自改变其用途的；
（三）对承包的生产资料使用管理不当，造成损坏或丢失的；
（四）不按承包合同规定交纳承包费、村提留、乡统筹费及承担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的；
（五）擅自转包、转让承包合同的；
（六）有其他违约行为的。
第七章 承包合同的调解与仲裁
第二十二条 县（市、区）、乡（镇）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是承包合同的仲裁机构。承包合同仲裁机构设专职或者兼职仲裁员若干人。
仲裁员经过岗位培训合格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自治区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授予仲裁员资格证书。
第二十三条 承包合同发生纠纷时，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意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据承包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没有在承包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协议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四条 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应当制作仲裁裁决书。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当事人应当履行。当事人一方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仲裁机构裁决的，另一方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承包合同的管理
第二十五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区承包合同的管理工作；行署、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各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内承包合同的管理工作。
第二十六条 各级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机构管理承包合同的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和完善承包合同的管理制度；
（二）指导承包合同的签订，负责承包合同的鉴证；
（三）监督、检查承包合同的履行；
（四）审查承包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五）建立、保管承包合同档案和有关资料；
（六）培训承包合同管理人员。
第二十七条 对于利用职权签订假承包合同，倒卖承包合同，或者利用承包合同行贿受贿，以及其他危害国家、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对承包合同进行鉴证、调解和仲裁时，可以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具体收费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6月16日
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及其思考
高 ?*
内容提要：任何传统的形成都有特定的基础。中国独具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便可从自然环境因素、生产方式因素与思维方式因素上找到理由。在法文化传统产生之时，自然环境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法文化的动态变迁，起决定作用的却是生产方式因素。三因素中任何一个的根本性变革都将带来法文化的巨大变动。今日中国面临的是三因素同时经历根本性变革。这就是今日中国法文化所面对的充满挑战的处境，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关键词：法文化传统 形成基础 自然环境 生产方式 思维方式
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当我们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总会遇到无形的阻力顽强抵抗；当我们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总需要有艰难曲折的本土化过程；当理论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运用于实际生活，原有的习惯往往将其改头换面得千疮百孔……主要缘由是法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色色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1］
与今日中国法制建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法文化传统虽历经几千年的洗刷、积淀，依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品质，它的尚“礼”， 鄙“诉”，重“刑”，轻“民”等等，仍在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制心理。这些特质在法文化产生之时便初见端倪。可以这样说，是中国法文化产生之源，决定了它日后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婴儿身上便可窥见一斑一样。决定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
一、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探析
最初的法由习惯演变而来，据《左传》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禹刑》，便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的习俗陆续积累起来的习惯法。［2］在国家产生之前，氏族内部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适应调整人们相互间关系的需要产生了习惯。不同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习惯。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呢？
（一） 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的地貌结构由西向东，依次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间以丘陵）及东南狭长的沿海地带。上古时期的先民无力对抗东南部的汪洋大海，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迹；西部、北部辽阔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带给他们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与不断的迁徙决定了这里产生不了相对稳定的、主流的法文化传统。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优厚的自然环境很适于人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文明理所当然率先在黄河、长江流域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在河谷平原中产生。但这块被东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边的崇山峻岭包围的土地，与外界几乎隔离开来，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个体，使得中原文明一产生便带有地域上的封闭性。
（二） 生产活动因素
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条件使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必然选择。此时的农业生产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产力低下，面对自然界的种种突变，人显得苍白无力。先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乞求风调雨顺。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实际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并且商时的神与逝去的祖先合而为一称为“祖先神”。“天”是先人们认为的独立于人之外的超于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心中对它充满畏惧，心甘情愿地服从它的支配，顺从“天命”。
特色二：尽管自然界有许多突变，但四季的更替相对稳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的生活相对有规律地循环着。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封闭循环的生活方式。
特色三：常年耕作让其中一些人总结出种植农作物的宝贵经验，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获得人们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耕作在平原，则有平水土驱蛇龙的必要”［3］,克服水患，获得水利也是生产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使类似“大禹治水”的事成为历史美谈。从史料记载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们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全民一齐与水斗争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众的尊敬爱戴与崇拜，进而被神化了。
特色四：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辛苦劳作的农民等待着收获，也等待着把这一年积累的经验在来年中更好地适用。结果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安土重迁。人最初的由血缘集合群体的本能因农业生产而变得更加稳固和发展。
（三） 思维方式因素
对法文化传统形成有最直接影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以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及随之而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活动，使中国人呈现出温和、持中，思维方式较封闭、保守，易顺从、盲从，也更务实和守成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
其一，温和、持中。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们相信命运天定；作为家庭的一员，所有家庭内部事务由家长决定。个体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与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无需努力，无需担忧，坐享其成，享受着血缘带给他们的安逸与舒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努力无门，血缘决定了他们世世代代都将是被统治者。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一意孤行，必须与群体认同便是社会对人的要求，人因此温和而持中。
其二，封闭、保守。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社会，农业生产靠经验。很少有人会以一年的收成为代价去冒险种植新的作物或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并且自身的农业生产已能基本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没有必要与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锢于一定区域，思维自然就封闭且保守。这与游牧民族与海洋民族人随时准备应付大自然的挑战，不断面对新的社会群体，人充满斗志与锐气不同。
其三，顺从、盲从。农业生产凭借经验，有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地获得人们的崇敬，成为氏族的首领。同时积累丰富生产经验的只能是年长者，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的巩固。既然是权威，其他的人则必须尊从。在社会上听从国家，在家庭中听从尊长，从整体上讲二者又是一致的。顺从成了中国人的又一特色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顺从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
其四，务实、守成。由于命运与生俱来的，对于未来人无太多的期盼，大多数人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物，守着已有的业绩；农业生产，耕种多少收成多少，半点都偷懒不得，人只能实实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样去投机钻营。思维因而务实。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传统法文化表现出法自君出、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带有强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显著特点。
二、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三因素关系探析
可见，对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而言，直接因素是思维方式，中级因素是生产、生活方式；终级的根源是自然地理条件。但法文化传统是动态延续的，在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三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首先，自然环境因素是三因素中相对最稳定的。一方面，地域范围扩大的结果是中原文明吸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文明。宗法色彩浓烈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较先进的，所以不论作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原文明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地，至今聚集于此的人还占全国的大多数。再则，气候条件在过去几千年里的变化也无法改变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过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自然环境因素决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部列强的入侵，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制，中西法文化开始了第一次较量。……苏联法学模式的影响和指导是对中国法制的第二次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制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生机，法律在开放的姿态中获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国法制又面临着第三次冲击。”［4］综观历史，这三次的确是中国的法文化传统经历的重大变化，但结果如何呢？清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国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与破坏。建国初期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全部废除，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照样无法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的明显对立与差距，使舶来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法文化难以协调，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使其扎根。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5］。
最后，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与超前思维，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环境制约的，它不可能成为法文化发展变化的终极因素。
所以，生产方式因素，即经济基础作用，在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变革的终极因素。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便可想象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有多么巨大的稳定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6］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对法文化传统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对今日中国法文化传统处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单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初期计划经济仍是社会生活的主导，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划定。实际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法文化变革并未到来。直到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了几千年的法文化传统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体所能到达的地域范围，网络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趋势在不可阻挡地加强，地域因素的影响在变小，全世界的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为一个共同体，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地域因素正经历一次空前变革。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中国刚刚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设与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体制的较量十分艰难，不时有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甚至于是政府行为）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其三，伴随地域因素与生产方式因素根本性变革而来的便是对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巨变要求。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成为现实，入世后，“法律不仅是某一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理学。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
我们面临的法文化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它发生在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的三因素同时剧变的情况下，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带根本性的、难度最大也最具挑战性的变革。
( 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
［1］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4页。
［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4］田成有：《中西法文化的较量与出路》，《法学》1995年第2期，第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