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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证人出庭作证一直是困扰我国立法和司法的一大难题，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我国司法体系的健全程度，同时也是坚持审判公开、强化庭审功能的关键环节。所以应对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进行反思，同时借鉴外国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对其加以改进与完善。本文以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为基础,分析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并提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几点设想。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民事诉讼；安全保障；经济补偿

　　一、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一）法律规范不足

　　我国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规范存在不足和缺陷《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仅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由于该规定过于简单，使之缺乏可操作性。《证据规定》对证人的出庭方式、出庭的程序和规则、出庭作证的费用负担等做出了补充性的规定，但总体上还是存在着证人的权利与义务、责任的严重不平衡。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力度不够，导致证人怠于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

　　（二）司法机关缺少权威

　　在法治国家中，司法机关的权威显的特别重要，法院对证人发出的出庭传唤具有不可争议性，除非有法律上规定的正当理由存在，否则证人必须按照法院的指示出庭作证。如果证人不按时出庭作证，法院就可以对其给予强制或惩戒。但在我国，因为司法机关的权威没有得到全面的确立，所以导致很多证人对法院的出庭传唤并不重视，有时甚至因抵触心理而拒不出庭作证。

　 （三）法制宣传教育欠缺

　　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出庭作证是证人的一项法定义务，但是由于对此项义务的宣传力度不够，而且，我国农村人口占据很大的比重，且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社会中不懂法的人还占有一定的比重。普法教育也尚未达到社会预期的效果，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有出庭作证这项法定义务，所以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效果发挥不佳。

　　（四）对证人经济补偿的欠缺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4条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方当事人承担”。如果败诉方没有支付能力或者证人由于出庭作证而遭受的财产损失，侵害行为人的财产不足以赔偿的，那么证人的补偿费用由谁来支付呢？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导致证人害怕自身遭受财产损失而无法得到相应补偿而拒不出庭作证。

　　（五）对证人及其家属安全保障的欠缺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证人出庭作证后，其自身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得不到充分地保障，证人害怕遭到当事人打击、报复。特别是“黑恶势力”为霸一方，乡霸、村霸比较严重的地方， 证人出庭作证会招致不利方当事人怨恨、报复，因而不敢出庭作证。

　　（六）人际关系的影响

　　改革开放至今，虽然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但总体看来，我国民众仍然生活在一个熟人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中各种人际关系复杂，一个人很难离开他所生存的特定的工作圈子和生活圈子，因此，证人出庭作证往往会考虑到自己的证言是否会引起亲友、同事或领导的怨恨，是否会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当证人认为出庭作证可能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某种消极影响时，证人往往会基于厉害关系而选择不出庭作证。

　　（七）客观上存在导致证人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

　　在诉讼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导致证人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这是无法避免的客观事实。例如，《证据规定》第56条第1款所指出的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具体情形：第一，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第二，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第三，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第四，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第五，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但是由于条款规定不够具体，且缺乏对不出庭作证原因的严格审查机制，使得有些人能够轻易地利用该条款来逃避出庭作证的义务。

　　（八）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首先，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注重对人的道德教化，强调群体意识和人情观念，使得“以和为贵”一直是我们这个社会所偏爱的处世原则 ；其次，我们的社会中也一直存在着畏讼、厌讼的心理；最后，在出庭作证的问题上，大多数人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希望逃避出庭作证的法定义务。

　　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措施

　　（一）建立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

　　出庭作证是证人的一项法定义务，但现实情况是证人很少有自愿出庭作证的。有鉴于此，各国法律不但规定证人强制出庭作证的义务，而且规定了相应的制裁措施。借鉴国外的立法例，同时结合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我国应该通过制定证据法或者修改民事诉讼法来规定证人出庭的强制措施。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通知或者证人拒绝当事人请求的情况下，可由当事人向法庭提出申请，由法院传唤到庭；法院也可以根据案件需要，自行传唤证人到庭。对于无正当理由经两次合法传唤仍不能到庭的证人，可以考虑制定相应的拘传措施，强令其到庭作证；对拒不出庭作证给诉讼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由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予以罚款、拘留；情节特别恶劣的或者后果特别严重的，可以妨碍司法罪处以刑罚，以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机关权威

　　司法人员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官本位”的思想，彻底从“纠问式”诉讼模式中走出来，提高对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性的认识，并且要重视对证人的当庭质证。要认识到证人出庭作证是为了协助自己查明案情，证人不仅仅是义务的主体，同时也是权利的主体。只有这样，司法人员在诉讼中才能尊重证人，切实保障证人的权益。同时，如果证人不按时出庭作证，法院就可以对其给予强制或惩戒，加强司法机关的权威。

　　（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浅谈“刑事和解”与“认罪协商”语境下的刑事协商制度之构建

冯春明　


摘要：刑事和解、认罪协商这一纠纷解决模式在近几年悄然兴起，为我国刑事司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但由于刑事和解涉及终结诉讼程序，认罪协商则将被害人排除在程序之外，其局限性显而易见。刑事协商制度关注到各方利益，在刑事案件一审判决之前，使公诉人、被害人和辩护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参与到存在罪责争议的纠纷过程中，经过多方的充分协商，就罪责承担及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在审判阶段以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公诉人放弃追诉或提出较轻的量刑建议为内容，由法官依据公诉人的建议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在侦查、起诉阶段，公诉人可以建议侦查机关撤案或作出不起诉决定。其目的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以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同时，刑事协商机制还为疑难案件的解决开辟了新的路径。

关键词：刑事和解；认罪协商；刑事协商；诉讼效率；构建和谐


一、“刑事和解”与“认罪协商”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和解、认罪协商这一纠纷解决模式在近几年悄然兴起，为我国刑事司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同时，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关于刑事和解、认罪协商的理论研究也蓬勃发展，为刑事协商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源于欧美国家，和解可分为诉讼中和解与诉讼外和解，前者是指当事人双方，在法官的参与下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纠纷解决模式；后者是指当事人双方在诉讼过程中通过私下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放弃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①。对于刑事和解的定义，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采用西方国家通行的表达方式，即认为“所谓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近些年来我国的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省市检察机关都在不断的探索、实践刑事和解。在我国检察环　　节上的刑事和解，是指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轻微刑事案件，由检察机关组织、主导、推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经充分协商，以加害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检察机关不起诉为结果的纠纷解决机制。
　　刑事和解适用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轻微刑事案件。当前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多限定为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单处附加刑、宣告缓刑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有具体的被害人，而且加害人表示认罪的案件。特别是围绕轻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开展的刑事和解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机制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检察机关参与刑事和解的定位及其裁量权，有待于法律规范和授权；检察官揭露犯罪、指控犯罪的职责，是否有违调解的公正性和自愿性；同时，还有刑事和解适用范围过窄，不能解决当前诉讼过程中所遇到的诉讼效率问题、疑难案件的解决等司法难题。

（二）认罪协商

　　与此同时，认罪协商制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认罪协商制度是自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的一种新型的刑事诉讼机制。近年来，认罪协商制度已不同程度地应用于英国、意大利、德国及加拿大等国的法律实践中。
　　所谓认罪协商，即被告人认罪以获得许诺利益所达成的任何协议。笼统地讲，在认罪协商过程中，检察官的承诺内容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一是关于指控罪名的性质的承诺；二是关于能和法院最终判决相符的量刑的承诺；三是关于向审判法官提交的案件事实的承诺。
　　与被告人的认罪协商，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公诉机关与被害人可能存在不同的选择，但是，只要有一方同意协商，都可以产生认罪协商的后果。只是，当被害人选择协商，而公诉机关不同意协商时，被告人的认罪协商表现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刑事谅解，仍然将对被告的量刑产生积极的影响。
　　认罪协商制度，也称辩诉交易或诉辩交易，是指基于诉讼的经济与效率原则，法律允许当事人就所指控的犯罪进行协商，检察官根据协商结果决定起诉的罪名与罪数，刑罚的种类与期限等，法院根据协商结果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在协商结果内适用法律的一种诉讼便利制度。
　　认罪协商制度在保证被害人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通过与对方当事人的协商，以避免一些在具体案件上的指控中证据不足的弱点，及时而又有效的完成诉讼，但是，在协商过程中，是排斥被害人参与的，被害人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被告人认罪案件不仅程序更加简便，可以节省大量的司法资源，而且因被告人认罪，大大降低了案件的审判难度，直接化解了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可能面对的“错案”风险。因此，在审判实践中，被告人（犯罪人）认罪的普通程序简化审审判模式得到了大力的推行，以笔者所在的检察院为例，每年以普通程序简化审方式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约占全部刑事案件的80%。

二、刑事协商制度的内涵

　　司法机关的改革和探索为建立刑事协商机制作了较好的铺垫。自1996年刑诉法修改后的十几年中，各地的司法部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包括证据开示、普通程序简化审、量刑建议等的适用。现已充分认识到，司法工作的职责不仅仅是查明事实，追诉犯罪和惩治犯罪，同时还应努力化解矛盾，增进社会和谐。化解矛盾与打击犯罪一起并列成为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任务，而在现行司法体制下，如何使化解矛盾与打击犯罪二者相统一，唯有在司法实践中寻找答案，刑事协商制度的探索与构建适应了这种要求。
　　所谓刑事协商是指以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参与为前提，刑事诉讼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与合作，在充分考虑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诉求的基础上，就刑事案件的程序、实体等问题达成共识，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检察机关不起诉或提出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量刑建议并被法庭确认的新型纠纷解决模式。
　　刑事协商适用于刑事诉讼的每个阶段，其目的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以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
　　刑事协商制度不同于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辩诉交易是基于诉讼的经济与效率原则，被害人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只要被告人认罪，是不考虑其它证据的。而刑事协商机制，是以被害人的参与为前提，以“证据确实充分”为条件，充分尊重被害人意见，解决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问题，并在协商过程中感化教育加害人，促其早日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协商制度亦不同于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是终结诉讼②。我国适于刑事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大多由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诉，或者由公安机关、人民调解组织，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协商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包括（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由此可见，法律已经赋予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害人刑事处分权，是完全可以通过调解处理的。调解既可由法院进行，也可由公安机关或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进行，这样可以及时化解矛盾、节省诉讼资源。
　　刑事协商适用于刑事诉讼的每个阶段，它不仅能够解决运用刑事和解机制所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能够解决刑事和解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刑事案件的多发期，就司法机关而言，案多人少的矛盾愈来愈突出。以本院为例，每年进入检察环节的适用于刑事和解的案件，不足受理案件的1%，绝大多数案件是必须通过审判的方式来解决刑事纠纷的，所以刑事协商机制的探索与实践，就显得愈来愈重要了。

三、刑事协商的重要性及其价值

　　近年来，刑事案件的积压和有限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加之现行司法机制的缺失，导致疑案增多，被害人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不仅制约了司法工作的正常运行，而且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以我院为例：多年以来，每年总有一部分证据比较单薄又无条件补充证据的案件摆在公诉人的面前，尽管依据已有证据，公诉人对案件事实能够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但距“证据确实充分”的起诉标准还是存有一定的距离的，也就是说在法庭上公诉人所认定的事实，不一定与法官的认识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的诉讼风险。此类案件的久拖不决，直接降低了诉讼效率，甚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刑事协商将单一的抗辩模式，转化为既对抗又合作，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运用刑事协商机制，我们可以较好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上述案件对控辩双方而言，都存在庭审结果的不确定性，这就为协商提供了契机，就公诉方而言，只要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证据就有可能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能有效的规避诉讼风险；辨方而言，被告人只要认罪赔偿，公诉人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量刑建议，免受重罚。目前，我们把刑事协商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有明确被害人的范围之内，这样一种“以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参与为前提，在充分考虑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诉求的基础上，刑事诉讼主体之间通过协商，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模式，不仅有效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加快了诉讼进程，提高了诉讼效率，同时，也符合我国长期以来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协商制度已成为法学理论界研究和司法实践中探索的一个新课题，将刑事协商制度引入司法实践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是有利于实现效率价值。当前，刑事案件数量上升与司法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就全国来说，我国法院和检察院正面临着刑事案件高发期，甚至有人夸张地说是刑事案件要淹没法院的时代。以高检院的统计为例，2003年至2007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4232616人，提起公诉4692655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0.5%和32.8%。以笔者所在院公诉科为例，2003年全科有干警10人，全年提起公诉243件，而2008年全科有干警8人，全年提起公诉413件，人均承办案件数上升近一倍。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增加司法人员数量，增加司法投入，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而借助于诉讼创新机制，以尽快处理案件、化解矛盾，无疑是最有益的探索。由于刑事协商以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为结果，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以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形式，简化了控辩双方的举证程序，省略了控辩双方的对抗，减少了审判人员，简化了诉讼的环节，从而缩短了办案期限，诉讼成本必然降低。
　　二是有利于降低指控风险。以我国目前的状况看，犯罪形式多样化，侦查机关的经费紧张，侦查技术乃至整体侦查水平不高，缺乏“疑案”解决机制，指控风险加大，导致有些案件久拖不决。在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审判各个环节都存在一定比例的疑案，因为证据瑕疵或其它原因而久悬未决，对那些证据收集困难或者办案成本高昂的刑事案件，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存在一定的指控风险，容易诱发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问题。另外，由于疑案解决机制的缺乏，致使无罪案件和撤诉案件时有发生，不仅有损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而且侵害了被告人的人身权利，更无法有效、充分、及时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以我院为例：多年以来，每年总有一部分证据比较单薄又无条件补充证据的案件摆在公诉人的面前，尽管依据已有证据，公诉人对案件事实能够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但距“证据确实充分”的起诉标准还是存有一定的距离的，也就是说在法庭上公诉人所认定的事实，不一定与法官的认识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的诉讼风险。此类案件的久拖不决，直接降低了诉讼效率，甚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刑事协商将单一的抗辩模式，转化为既对抗又合作，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运用刑事协商机制，我们可以较好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上述案件对控辩双方而言，都存在庭审结果的不确定性，这就为协商提供了契机，就公诉方而言，只要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证据就有可能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能有效的规避诉讼风险；辨方而言，被告人只要认罪赔偿，公诉人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量刑建议，免受重罚。目前，我们把刑事协商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有明确被害人的范围之内，这样一种“以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参与为前提，在充分考虑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诉求的基础上，刑事诉讼主体之间通过协商，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模式，不仅有效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加快了诉讼进程，提高了诉讼效率，同时，也符合我国长期以来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是有利于实现执法的公正价值。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将被害人置于刑事冲突的纠纷解决机制之外，刑事协商旨在弥补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对被害人利益的关照不足。所以，在当前民众对国家法治还尚存疑虑的历史条件下，有被害人参与更能够使认罪协商制度的优势发挥出来，也增加了整个诉讼过程的透明性。它在刑事司法的宏观系统内促进了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价值平衡，促进了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亦能更好的使被害人感受国家司法之温暖。

四、刑事协商制度的构建及实施

　　诚言，由于现行法律缺乏对民事赔偿的关注，加之缺乏有效的疑案解决机制，借鉴认罪协商和刑事和解等机制的长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协商解决司法难题，是我国司法界不得不加以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尝试在刑事诉讼中关注各方利益，在刑事案件一审判决之前，不仅可以对证据存有瑕疵的案件进行刑事协商，对“证据确实充分”但被害人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赔偿的过失犯罪案件、轻微刑事案件、重伤害案件或青少年犯罪案件，构建一种解决机制，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是迫切的和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