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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检察长列席同级审判委员会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职权，是检察机关实现审判监督方式多元化的一个有效途径，这一制度对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诉讼活动中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保证检察机关有效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及打击犯罪、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关 键 词】 检察长 审委会 列席 完善建议
在司法实践中，各级检察长极少列席同级审委会，现阶段，随着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落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制度，已被列入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范围，笔者就完善和规范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中的有关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法律渊源
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央苏区公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当时在各级裁判部内设裁判委员会，即审判委员会的前身。审判委员会在设立初期具有明显外向性，十分注重吸收裁判组织以外的人员参与讨论并裁判案件。建国后，鉴于大量司法人员法律素养不足的状况，继续保留了审判委员会邀请法院外人士参加的做法。随着法院体制的不断完善，审判独立性不断增强，法院外人士被逐步排除于审判委员会之外，但检察院参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权力仍然得以保留。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5条规定：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有权列席审判委员会。在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中，这一制度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为不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同时确保检察监督的存在，该法第11条第3款的规定将“有权”列席修改成了“可以”列席，历经1983年和1986年两次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均对此予以了完全承继。1993年9月11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重申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检察长委托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可以列席。2005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方案》，把“完善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制度，规范检察长、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委员会会议的具体程序”作为检察工作改革的一项任务。2005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第45条确定“落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委员会的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两高均把检察长委员会，加强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机制，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当作一项重大的改革内容。2006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的《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会谈纪要》第6项规定：“各高级人民法院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落实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检察机关。检察长、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均可列席审判委员会讨论死刑案件会议。检察长、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可以带检察人员作为助手”。从数次《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定来看，明确赋予了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权力，其立法意图主要有：一是赋予检察机关知情权。检察机关肩负审判监督的重任，有必要了解有关审判工作情况以及检察机关起诉到法院的重大、疑难案件的讨论决定处理的情况，包括程序和实体，因为不了解情况就谈不上监督，因此对那些必须经由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检察机关除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外还必须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这样才能了解掌握同级人民法院审判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全过程。二是让检察机关通过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实现司法公正。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行使法律监督权，而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进行监督就是审判监督的一部分，列席的检察长对审判委员会的运行过程行使监督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列席会议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监督。
二、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意义
（一）构建和谐司法的需要
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下，“和谐”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成为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理论导引，也为司法工作注入了新内涵，“司法和谐”、“和谐司法”也应运而生。和谐司法指司法权运行的一种理想状态，它强调司法权运行的稳定、协调和统一。其价值取向，一是追求诉讼秩序和谐。二是公、检、法等司法机关追求在诉讼中分工明确、配合得当、制约有度的政法系统和谐，共同形成推进法治的合力。期求通过司法的工具性及机制上的融合与和谐，并以和谐的司法方式达到实质和谐与社会公平的法治境界，减少诉讼冲突，最大化地实现司法权威性。
（二）维护公平正义的需要
一般需审判委员会研究的案件，均是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审判委员会对疑难、复杂、重大案件作出的决定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人民法院承办案件的法官在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件时，由于主观意识、认识能力、业务素质、执法水平和道德水准的影响，可能会在汇报材料的完整性、反映案情的客观性、全面性方面出现偏差，从而影响审判委员会委员对案件的分析判断。而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可以直接就案件的定性、事实的认定、证据的采信、法律的适用，与审判委员会面对面地沟通，阐明检察机关的意见、观点和法律依据。审判委员会在充分考虑人民检察院意见和观点的合法性、合理性基础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准确地适用法律，恰当地裁判案件，达到审判监督的目的和效果。
（三）诉讼经济的需要
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是实现诉讼经济的有效方法，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兴起了以著名法学家波斯纳为杰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派，他们用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法律制度。认为法律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并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实现这一目标 。也就是说，法律程序应尽力缩小诉讼成本，而达到最佳效益。当前法院、检察院进行司法改革的重要价值追求除了要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诉讼经济，即通过树立诉讼经济理念，降低诉讼成本，实现诉讼最佳效益。检察机关所开展的审判监督包括事前防范性监督、事中过程性监督和事后纠正性监督，它们相互交错融合，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监督运行机制 。三者当中，事前防范性监督和事中过程性监督更有利于诉讼经济目的的实现。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属在事前或事中过程性监督环节，较之于事后进行抗诉，启动新的审判程序，给司法机关增加工作负担，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不利于诉讼经济。
三、 实践中落实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授权不明确。《人民法院组织法》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仅仅只是规定检察长“可以”列席审委会，而不是“应当”列席，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规定比较原则化，缺乏刚性的法律规范而 ，该规定无论是人民检察院还是人民法院，都是具有选择性，而不具有强制性。
（二）列席人员的范围不明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由院长主持，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依此规定，列席审判委员会的只有检察长，并不包括其他人员，是不现实的。主体界定单一，其他人员无权列席，会造成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形同虚设。
（三）列席监督案件的范围不明确。相关法条没有明确规定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监督的范围和具体职责，难免使得法院以此而消极应付。“两高”目前也仅在死刑案件上达成了一致，其他类型案件则任由地方法检两院自行协调，造成有关规定十分混乱。
（四）列席的启动程序不明确。法律并未规定具体的操作程序，从而在客观上影响了这一制度的有效实施，如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由谁决定，列席会议的职责是法律监督还是完善或补充检察指控，法院何时通知检察院、通知的形式以书面还是口头，检察长在审判委员会会议上发言的内容及次序安排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程序规定。
（五）监督的内容和形式不明确。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时无表决权，这是肯定的，但检察长是否有权当场发表监督意见？检察长何时？检察长对程序问题发表意见？还是对案件的实体处理发表意见？检察长是重复庭审意见、还是发表新的意见？
（六）检法两家在认识层面上的问题。由于上述法律规定的不足，实践中，法院往往以下列理由排斥检察长列席同级审判委员会制度，一是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违背了审判组织的秘密评议原则；二是检察长独享列席权而辩方缺席的做法不符合法院应平等对待控辩双方的最低限度程序公正标准，从而破坏控辩平衡，有悖司法公正。
四、对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完善建议
实践中，在执行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是立法的漏洞，各地进行的诸多实践，纷纷尝试制定一些实施办法，方便司法实践操作，但只是权宜之计，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立法的完善，笔者初步设计完善该项制度的构想，已期抛砖引玉。
（一）关于法律授权。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时，应明确规定，检察长有权并应当列席同级审判委员会，对审判委员会活动程序和案件实体裁判进行监督。对审判委员会活动程序中违法情形依照法律授权提出纠正意见。在讨论案件时，检察长代表人民检察院可以就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适用法律发表意见。对审判委员会在案件实体裁判上认为确有错误显失公正的，应当于会后以检察机关的名义通过法定程序提出抗诉。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享有发言权，但不得参与案件的研究决定，没有表决权。这样，既体现了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职权，又体现了尊重法院的宪法地位，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二）关于列席人员的范围。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是检察长的权利，一般检察人员不具备列席的资格。但在2006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的《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会谈纪要》第6项规定：“各高级人民法院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落实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检察机关。检察长、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均可列席审判委员会讨论死刑案件会议。检察长、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可以带检察人员作为助手”。据此，笔者认为，考虑到实际情况，检察长因故不能到席时，可以委托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出席会议，应当具有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同等法律效力，在列席会议时，还可以带领主办该案的检察人员作为助手，辅助检察长或者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在会议中发表意见、说明理由等。
（三）关于列席监督案件的范围。笔者认为，结合各地实践情况看，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可规定为以下几种：（1）检、法对认定事实、主要证据、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有争议、疑难、分歧的刑事案件和民事、行政案件；（2）在案件定罪量刑上存有重大分歧或拟判被告人无罪的案件；（3）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刑事和民事、行政案件；（4）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和在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热点案件；（5）审判委员会或检察长认为有需要列席的其他重大案件或事项。
（四）关于启动程序。应以“通知制”为主，“要求制”为辅。所谓“通知制”即是：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决定对某一案件进行研究后，按规定检察长应当列席的，人民法院应提前三日通知人民检察院，告知检察长列席的时间、地点，让检察长提前做好列席审判委员会的准备工作。检察长决定列席审判委员会的，检察院应根据审判委员会召开的时间，提前一日告知人民法院。所谓“要求制”即是：检察长认为需要列席审判委员会的，应在开庭后通知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且于审判委员会召开前三日告知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列席审判委员会上的发言次序安排在合议庭汇报案件审理情况之后，审判委员会讨论表决之前较为合适。
（五）关于监督的内容和形式。根据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精神，在审判活动中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应当是程序监督，而非实体监督。如果检察长在审判委员会会议上发表对案件实体处理的意见，必然对委员带来倾向性的影响。因此，列席的检察长不应干预审判委员会委员对案件实体问题的讨论，只能对审判委员会的工作程序进行监督。监督意见应当在审判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以检察院的名义书面提出。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 刘维明

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贯彻落实全国“菜篮子”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的通知

农市发［2007］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畜牧、渔业、）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党中央、国务院对“菜篮子”工作始终高度重视。多年来，农业部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大力推进“菜篮子”生产发展，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积极促进市场流通，较好地满足了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今年7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菜篮子”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回良玉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菜篮子”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客观分析了目前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安排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各级农业部门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这次会议的要求上来，扎实推进新形势下的“菜篮子”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认识，把促进生猪生产发展作为当前“菜篮子”工作的重要任务

　　受去年生猪价格过低、饲料成本上升、部分地区发生疫情等因素影响，生猪生产出现下滑，今年4月以来生猪及猪肉供应偏紧，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对此，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近几个月来，我部及各地农业部门认真学习贯彻，抓好促进生猪发展各项政策的落实，加大高致病性猪蓝耳病防控力度，组织开展生猪生产调查督导，着力解决生猪生产和防疫中的突出问题，千方百计促进生猪生产发展。

　　做好新形势下的“菜篮子”工作是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粮猪安天下”。养猪业在畜牧业中占主体地位，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对于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各级农业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和这次会议精神，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恢复和发展生猪生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集中精力，加大力度，在狠抓落实上下功夫，促进生猪生产的恢复与发展，缓解猪肉供给偏紧的矛盾，努力保障猪肉市场的平稳供应。

　　二、进一步落实各项政策和措施，加快生猪等“菜篮子”生产发展

　　当前，生猪生产和防疫正处于关键时期，任务非常繁重。各级农业部门要以最大的决心和力度，一手抓生猪发展，一手抓疫病防控，确保政策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促进生猪生产加快发展。一是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在今年8月15日之前把母猪饲养补贴、生猪饲养大县奖励等扶持政策落实到位，以尽快发挥政策效应，调动农民和地方政府发展生猪生产的积极性。二是进一步完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加快原良种猪场建设，组织实施好良种补贴，加大人工授精技术推广力度，提高生猪良种化水平。三是加快生猪生产方式转变，鼓励和扶持发展规模养猪场、养殖小区，扩大规模场的生产能力。同时，鼓励和引导散养户发展生猪生产。四是组织实施养猪科技入户，帮助养殖户科学养猪，努力提高母猪繁殖率、仔猪成活率、饲料转化率和生猪出栏率，增加养猪收益。

　　各级农业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高致病性猪蓝耳病防控，为生猪生产稳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一是加快疫苗生产，保证疫苗供应，督促和指导12家疫苗企业加快生产，加强疫苗质量监管。二是大力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猪群免疫工作，逐步扩大免疫范围，组织好免疫密度和免疫质量检查，确保免疫效果。三是加强疫情监测和报告，果断处置突发疫情，严格执行疫情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确保不漏掉一起疫情。四是继续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突出抓好乡镇畜牧兽医站和村级防疫员队伍建设。五是加大防控工作宣传力度，组织专家开展技术咨询和生产指导，消除群众恐慌心理，增强养殖户补栏信心。

　　抓好生猪生产的同时，要全面抓好其他“菜篮子”产品的生产。尤其要抓好肉牛肉羊、家禽、奶业、水产、蔬菜和水果等方面的生产，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当前，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解决奶牛养殖比较效益下降问题，大力发展牛羊等草食畜牧业；继续做好禽流感防控，稳步发展家禽养殖业；养护水生生物资源，加快推进水产健康养殖；稳定面积，保证蔬菜、水果供给。积极配合销区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稳定和提高销区“菜篮子”产品自给水平。

　　三、认真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着力加强生猪等“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各级农业部门要认真贯彻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的要求，把控制生猪瘦肉精、蔬菜高毒农药残留、水产品孔雀石绿、硝基呋喃和氯霉素污染等作为重点，强化监管措施，让消费者吃上“放心肉”、“放心菜”。一是大力推行农业标准化，抓好生产源头管理，推进标准化示范县建设，加强生产全程控制。二是搞好例行监测，加大监督抽查力度，及时发布质量安全信息，健全市场准入制度，禁止不合格农产品上市销售。三是积极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启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工作，加快推进生猪等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四是按照属地化原则及相关规定，完善应急工作机制，快速、准确、有效处理突发事件。五是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以水产和畜禽养殖为重点，严肃查处违规使用投入品的不法行为。

　　四、不断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大力促进“菜篮子”产品市场流通

　　各级农业部门要按照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要求，坚持生产与市场协调发展，不断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搞好“菜篮子”产品产销衔接，活跃市场流通。要积极推进市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提升服务功能，增强辐射带动能力。要配合有关部门认真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减免通行费用，清除公路乱设卡、乱罚款，保障“菜篮子”产品全国大流通顺畅、快捷。要引导产区和销区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督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生产基地建立紧密联系，实行订单生产，组织开展“夏秋鲜活农产品促销系列行动”，通过交易会、网络促销等多种方式促进产销对接。要认真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培育和壮大新型产销合作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要加强产销动态监测与预警分析，及时发现市场运行中的异常情况，健全农产品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科学引导生产发展与市场运行。

　　请各地将学习贯彻落实情况，于8月15日前报我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市场发展处）。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