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殡葬管理办法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人民政府令
第83号
《甘肃省殡葬管理办法》已经2011年9月16日省人民政府第8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11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刘伟平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甘肃省殡葬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殡葬管理和服务，推进殡葬改革，建立殡葬救助保障制度，树立殡葬文明新风，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殡葬活动及其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殡葬管理坚持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土地、保护环境的原则，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殡仪馆、骨灰堂、公墓等殡葬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列入当地城乡建设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建立完善殡葬救助保障制度和殡葬管理执法队伍，将殡葬管理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殡葬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国土资源、建设、卫生、公安、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宗教事务、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殡葬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城市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或者扶养人员，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重点优抚对象以及其他特困人员提供基本殡葬免费服务。
第七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人口、交通、土地、设施配置和群众接受程度等因素，提出划分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的意见。市州人民政府根据县市区人民政府的意见，提出划定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的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每5年调整一次。
第八条 有关部门、单位和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殡葬改革、移风易俗的宣传工作，倡导文明、环保、节俭办丧事的新风尚。
第二章 丧葬管理
第九条 公民在实行火葬的地区死亡后，应当就近实行火葬。在土葬改革区内，死者生前遗嘱或者死者家属要求火化的，他人不得干涉。
尊重少数民族丧葬习俗。
第十条 正常死亡的遗体火化，应当向殡仪馆提供医疗机构、公安机关、街道办事处或者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死亡证明。殡仪馆依据死亡证明进行火化，出具火化证明，建立遗体火化档案。
非正常死亡和无名、无主的遗体火化，应当依据死亡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办理。
第十一条 死亡者的遗体应当及时火化。需要延期火化的，遗体存放殡仪馆的保存费用由申请延期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十二条 推行和鼓励运用树葬、草坪葬、花葬、壁葬、骨灰存放、撒骨灰等绿色节地的方式处理骨灰。
申请骨灰寄存或者葬入公墓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无名无主遗体火化后，2年内无人认领的骨灰，由殡仪馆作深埋处理。
第十三条 土葬改革区内已建有公墓区、集中安葬区的，应当将遗体安葬在公墓区、集中安葬区。
第十四条 患传染病死亡人员的遗体，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有关规定处理。
国（境）外人员在本省死亡的，其遗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重大自然灾害遇难人员遗体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章 公墓区和集中安葬区管理
第十五条 公墓建设应当选用荒山荒坡、非耕地或者不适宜耕种的贫瘠地和滩地建造。
在下列区域内禁止建造公墓：
（一）耕地、林地；
（二）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
（三）水库、湖泊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
（四）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
（五）通讯光缆、天然气和输油输水设施两侧；
（六）其他法律法规禁止建造公墓的区域。
前款规定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应当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
第十六条 公墓内埋葬骨灰的，单穴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平方米，双穴墓不得超过1.5平方米；公墓内埋葬遗体的，单穴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6平方米，双穴墓不得超过8平方米。
公墓绿化面积不得少于墓地面积的30%。
第十七条 建设经营性公墓由建墓单位向县市区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民政部门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社会各方意见，并经同级人民政府及市州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民政部门批准。
申请建设经营性公墓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土地使用证或者林地转换使用批件；
（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五）公墓四址范围图、公墓平面设计图；
（六）其他有关材料。
经营性公墓的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提取不低于墓穴销售总额百分之十的资金，作为公墓维护管理费用，单立账户，专款专用。
第十八条 集中安葬区是为居住分散的行政村、自然村村民死亡提供骨灰或者遗体安葬的公用性墓地。
建立集中安葬区，应当由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代表充分协商、共同选址，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由县级民政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集中安葬区面积应当根据行政村或者自然村人口数量、居住情况合理划定。
村民死亡后，应当进入公墓区、集中安葬区安葬。不愿意进入公墓区、集中安葬区安葬，可采取平地深埋不留坟头的葬法。
公益性墓地和集中安葬区不得从事经营性活动和提供他人进行牟利；公墓墓地、穴位和骨灰存放格位不得转让、传销和炒买炒卖，不得违规预售。
禁止在承包耕地埋葬遗体，禁止恢复宗族墓地，禁止新建家族墓地。
第四章 殡仪服务管理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制定新建、改建、扩建殡仪服务设施的规划。
第二十一条 建设殡仪馆、火葬场等服务设施，由县级人民政府或者市州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方案，报市州人民政府审批。
建设殡仪服务站、骨灰堂，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市州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建设殡葬设施。
第二十二条 殡仪馆建设选址，应当在城区下风向，火化设施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并与居民聚居区保持合理距离；其他殡仪服务设施建设选址以方便群众祭奠活动为宜，服务设施和功能应当齐全。
第二十三条 殡仪馆的火化设备应当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禁止选用耗能高、污染大的火化设备。
遗体运输车辆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相应的卫生条件。
第二十四条 殡仪馆应当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妥善保管火化遗体，不得错化遗体或者丢失遗体及骨灰。
第二十五条 运输、冷藏、火化遗体和骨灰寄存等基本殡葬服务项目收费按照财政、物价部门核准的标准执行。其他殡葬服务项目应当明码标价，由丧属自愿选择。
第二十六条 经营性殡仪服务机构应当经当地民政部门审查同意后，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方可开展殡仪服务活动。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医疗机构设立祭奠场所。
第二十八条 殡葬行业特有工种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职业技能鉴定，并达到相应的技术技能。
第五章 丧事活动和丧葬用品管理
第二十九条 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影响公共卫生，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严格控制使用明火，禁止在城区街道抛撒冥币等不文明行为。禁止焚烧、摆放不易降解、污染环境的祭祀用品。
第三十条 单位和个人生产、销售丧葬用品，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注册登记、申领营业执照。
禁止生产、销售不文明、不健康、不环保的丧葬用品。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三十二条 拒绝、阻碍、侮辱、殴打殡葬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由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殡葬管理和殡仪服务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要收受财物、刁难丧事承办人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1年11月1日起施行。2003年4月4日省人民政府第3号令发布的《甘肃省殡葬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立法的归立法，司法的归司法
杨涛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三条有这么一个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但《组织法》颁布实施多年了，这一规定的后一款在司法实践中极少适用，因为首先检察长在实践中一般还是比较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其次，如果真得出现检察长不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时，实践中可能就会是向上级检察院请示或大多数人改变意见转而拥护检察长的意见。
然而，现实中还是出现了检察长不同意检察委员会大多数委员的意见，并向当地人大常委会请示的事件。据《检察日报》5月16日报道，今年４月，贵州省黔南自治州某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在讨论一起经济大案中，检察长在是否提起公诉问题上与其他成员的意见不一致，便报请人大常委会决定。在人大审议中，有人认为可以依法及时行使决定权，支持司法工作；也有人认为“重大问题”是否包括案件不清楚，待立法解释出台后再说。对于这则新闻，笔者关心的不是提起公诉问题上是否属于《组织法》所说的“重大问题”，而是由报请人大常委会，由人大常委会来行使这种本属于检察机关的权力是否妥当的问题。
“业术有专攻”这是古人对于学有所长、社会有不同的分工的一种描述，现代社会事务更加复杂，分工更加细化，而司法更是由仅凭一般人的道德和理性所能判断的事务上升为一种专业化的事务，需要专门的知识学习，需要经验的积累，英国大法官柯克说：“法律是一门艺术，是要经历长时间才能习得。”更何况司法动辄关系到公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关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对其专业化的要求就更高。如果说，门外汉试着去耕田去教书，充其量就是贻笑大方，降低经济效益，但是，一个没有经验和法律知识的人来当操生死予夺的法官却是万万不可，公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以及司法的信誉都不可作为试验品。人大在我国是权力机关，享有立法和选举产生政府、司法机关并对他们进行监督的权力，因此，人大在法律方面，擅长的更多是立法，而不是司法。因而，人大常委会，走出自己的责任田，走入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如何立案侦查、是否要批捕、起诉的检察权行使领域，能很好地担当吗？
退一步说，即使人大常委会能耕好他人的责任田，这也与现代社会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理背道而驰，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西方哲人说：“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所以孟德斯鸠强调要求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要分立与制衡，我们国家并不实行三权分立，可以说，包括检察权在内的司法权是人大权力的下位权力，由后者产生并受其监督，但是，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原理并非不能适用。检察机关由人大产生并受其监督，但并不意味着人大在监督检察机关时可以直接行使检察权，监督权从其性质上讲一般认为是一种程序上的启动权，即督促作出决定的机关或有权要求其改正的上级或其他机关启动重新审查的程序，监督者如果有权直接改变被监督者决定的权力，那么就永远无法摆脱“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悖论，在监督者之外又必须再设置一个监督者，如此循环不止。更何况，人大还产生法院并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监督，如果人大直接替检察机关作出了对某一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的决定，那么法院是不是必须判决其有罪，如果其本是一个无辜的被告人，法院如何在权力机关决定的压力下保持司法公正呢？
“有权力必有责任”，权力与责任是对等和伴生的，法院错判了，必须要赔偿，检察院错捕了，也要赔偿。但是如果一个案件是否要批准逮捕，检察长与大多数检察委员会委员有不同的意见，报请人大常委会决定，结果后者决定批准逮捕，如果这个批准逮捕的决定错误了，人大常委会要不要赔偿呢？我们在《国家赔偿法》是找不到答案的，这个法律对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出现了错误，以致侵犯了公民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时，如何赔偿作出了具体规定，可是就是没有对人大常委会作出了错误决定如何赔偿作出规定。也许在立法者头脑中，人大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不存在直接侵犯公民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问题，但不幸的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这一规定将人大也应承担赔偿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出于许多人的意料。
其实，由《组织法》这一规定引发的悖论还很多，比如如果上级检察院发现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错误，那是否可以撤销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呢？如何解决上级检察字与人大常委会的冲突呢？当初制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本来这一问题比较好解决的，即将其改成：“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这样既保证了检察权的统一行使，又符合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的精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在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中，对于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意识的缺失。这种意识的缺失，使我们在许多权力划分和制约的问题上，显得比较混乱，比如说党委与政府权力行使的关系，人大与司法机关、政府之间权力行使与监督的关系。
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历来被等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而受到批判，其实，在任何法治和宪政国家，权力必须受到监督与制约，这里面有权利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也包涵权力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这就必须对权力进行明确分界和制定制约的机制，权力之间不能随意超越，但必须制约。在我国，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在坚持国家的权力由人大选举产生并受人大监督的前提下，必须进一步厘定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界限、范围以及各自行使的机关，权力不能随意簪越，权力之间应当进行制约，才能使国家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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