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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


苏政发〔2004〕29号

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安全生产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系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扎实工作，开拓创新，全省安全生产状况总体基本稳定。但是，目前安全生产基础还比较薄弱，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仍不容乐观。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号），结合本省实际，特作如下决定：
　　一、明确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指导思想：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两个率先”的要求，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认真贯彻《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大力推进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法制和执法队伍建设，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保障群众参与监督，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实施科技兴安战略，积极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努力实现全省安全生产状况的根本好转。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奋斗目标：根据国家下达的安全生产控制指标，自2004年起，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同口径相比逐年递减3%。到2007年，全省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稳定好转，矿山、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公众聚集场所等重点行业和领域事故多发状况得到有效控制，工矿企业事故死亡人数、火灾事故死亡人数、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等指标均有一定幅度的下降，继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10年，基本形成规范完善的安全生产法治秩序，全省安全生产状况明显好转，减少重大事故，有效遏制特大事故，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和死亡人数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力争到2015年，全省安全生产状况实现根本性好转，亿元生产总值死亡率、十万人死亡率等指标达到或者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二、严格市场准入制度，把好安全生产源头关
　　全面实施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制度，从源头上制止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进入市场。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企业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规定，依法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持证生产经营。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工商营业执照年检。根据国家产业政策，从严控制高危行业市场准入，逐步淘汰技术落后、浪费资源和严重污染环境的工艺技术、装备以及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必须严格执行“三同时”。安全生产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投资纳入建设项目概算。对未通过“三同时”审查的建设项目，有关部门不予办理行政许可手续，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开工建设或生产经营。
　　三、依法落实主体责任，提高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水平
　　强化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地位，进一步明确安全生产责任。生产经营单位及其负责人要根据《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专职（或兼职）管理人员；制定完善以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操作规程为主要内容的各项规章制度，推行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监控，层层落实到车间、班组、岗位和每一位从业人员；积极采用安全性能可靠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不断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把安全生产纳入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与从业人员订立非法协议，以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改进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积极采用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风险评估、安全生产条件认证和安全评价、评估等方法，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所有从业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技术培训，其主要负责人及有关生产经营管理人员、重要工种的从业人员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接受规范的安全生产培训，经考试合格，持证上岗。在中、小企业逐步推行注册安全主任制度。在工矿、商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生产经营单位普遍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活动，在企业生产经营流程的各环节、各岗位要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质量责任制。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认真执行工伤保险制度，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及时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工伤保险费要留有一定的储备金，统筹用于支付地区重、特大事故工伤待遇。对危险性较大的行业或其他行业的特殊工种，在工伤保险基础上，提倡推行人身伤害商业保险。同时，生产经营单位要依据《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向受到安全生产事故伤害的员工或家属支付赔偿金。进一步提高企业安全生产事故伤亡赔偿标准，建立生产经营单位自觉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努力减少事故的机制。建立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依法对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领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收取一定数额的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转作事故抢险救灾和善后处理所需资金。
　　四、实施科技兴安战略，加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
　　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加强安全生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推进安全生产支撑体系建设，建立全省安全生产信息管理系统，提高安全生产信息统计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权威性，提升安全生产监管的信息化水平。加大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力度。省级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应急救援、危及公共安全的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和配备必要的装备设施等。地方各级财政每年也要逐步加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逐步建立生产经营单位提取安全生产费用制度，形成企业安全生产投入的长效机制。要根据地区和行业的特点，分别确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标准，由企业自行提取，专户储存，专项用于安全生产。具体办法由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省有关部门研究制定。
　　五、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建立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
　　进一步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持把矿山、道路和水上交通、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破器材、烟花爆竹、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方面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作为整顿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一项重要任务，常抓不懈。要把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与依法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保障制度、加强日常监督管理以及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结合起来，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加快全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制定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充分利用现有的应急救援资源，建设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专业化救援队伍，提高救援装备水平，定期进行应急救援演练，增强安全生产事故的抢险救援能力。加强区域性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基地建设。搞好重、特大危险源的普查登记，加强国家、省、市、县（市、区）四级重、特大危险源监控工作，建立安全生产预警机制。
　　六、落实综合管理职能，加强公共安全监督
　　健全完善交通安全综合整治责任机制，加大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安全隐患的整改和交通秩序整治的力度，提高预防交通事故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加强县（市、区）、乡镇、村道路、渡口的安全管理，规范发展农村客运市场，严禁农用车辆、船舶非法载客。不断改进和加强消防监督管理工作，加快公共消防设施建设，推动消防安全社会化，提高全社会抗御火灾的能力。对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要加强安全监督管理，落实安全责任。严格公共聚集场所安全准入条件，维护公共聚集场所的正常秩序。依法从严审批各类大型活动，严密安全保卫措施，确保安全。落实民用爆炸物品等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单位的治安防范责任和措施，加强安全规范管理。完善城市、乡镇建筑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拆、建工程的安全监督、检查，切实落实建筑安全防范措施。强化渔船进出港签证和滩涂养殖的安全管理，建立完善沿海地区气象预测预报体系，增强海洋、江河、湖泊等水上事故的救护能力。
　　七、完善安全生产法制，强化行政执法与监管
　　依据《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抓紧制定出台相关的法规规章，为政府职能部门依法监管提供法律依据，为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提供法律保障。尽快出台《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各地要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推进安全生产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和执法队伍建设。各地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管机构，调整充实工作人员，配备必要的装备，改善办公条件。乡镇（街道）应建立适应本辖区生产现状的安全监督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一定数量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体负责本乡镇（街道）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行政村（社区委员会）要设立安全生产工作小组，有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强化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行政执法。安全生产监管监察机构要秉公执法，依法行政。对生产经营单位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指导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搞好分类指导和重点监管。坚持“四不放过”原则，认真查处各类事故。
　　八、建立完善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和考核体系
　　各地、各部门要建立完善领导班子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各单位的“一把手”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负全面责任；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负具体责任；分管其他工作的负责人，对其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具体责任。各级安委会的成员单位要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认真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切实承担行政监管责任。特别要加强县（市、区）、乡镇（街道）两级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认真执行政府行政正职安全生产年度报告制度。要把基层安全和基础安全工作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全面开展乡镇（街道）安全生产达标活动，使全省乡镇（街道）安全生产达标率保持在95%以上。
　　加快建立省、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四级安全生产的年度控制指标体系。省安委会每年下达年度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并进行跟踪检查和监督考核，定期向社会公布各市完成情况。要把安全生产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逐级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实行年度评优“一票否决制”。依法严肃查处事故责任，对存在失职、渎职行为，或对事故隐患整改不及时、对事故组织抢救和处置不到位、对不吸取教训造成连续事故的、对不听指挥或抢险救助不力的人员等，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追究责任。
　　九、加强组织领导，努力构建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
　　各级政府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安全生产例会，部署和检查本地区的安全生产工作，解决安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各级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要积极发挥综合协调作用。各级工会、共青团组织要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履行代表群众参与监督的责任，开展群众性安全活动。强化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和新闻媒体监督，努力构建“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责、群众参与监督、全社会广泛支持”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
　　要把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纳入宣传思想工作的总体布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认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员安全意识。要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培训、对安全生产监管人员的执法业务培训。要加强调查研究，推进安全生产理论、监管体制和机制、监管方式和手段、安全科技、安全文化等方面的创新，不断增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略论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

毛德龙


亚里士多德是世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唯一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1]是理智的化身，[2]是人类的导师。[3]他一生著述甚丰，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法律思想，尽管有一些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却也是后世研究古代法律文明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笔者通观其相关著述，从以下七个方面对亚翁的法律思想逐一进行简要探讨。
第一，亚翁对法律本质的认识可以说开后世社会契约论、自然法观的先河。探讨法律的本质，离不开对国家本质的认识，但亚翁与我们所奉行的马恩列斯经典学说不同，他认为国家是自然起源的，是一种为追求全民幸福的社会团体，国家之形成是出于人类本性的自然要求。他说：“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种政治动物）。”[4]城邦国家的建立是出于人类的自然需求，而法律则是这种需求的保障，因而，国家不能没有法律，而正义是治理国家的最基本的原则，是立法的最高依据。同时，亚翁又说：“自然正义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并且不依赖于接受。”[5]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国家看成是基于人类滋生要求而结成的最高的社会团体，这种观点与后世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的源头即是亚翁之理论，只不过卢梭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又对其进行了文采飞扬、逻辑严密的发挥罢了。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保障国家正常运转的法律，实际上被亚翁认为是正义的化身且不依赖于接受，这种法律观与西塞罗的永恒法思想，霍布思、洛克、孟德斯鸠的自然法思想亦是极其相近。尽管我们今天可能不尽赞同亚翁的论述，但试想在远古的古希腊时期，这种思想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第二，亚翁的法治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亚翁对后世的又一大贡献，就是其法治思想，这也是人们特别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所特别看重的。亚翁与其老师柏拉图不同，他并没有徘徊在法治与人治之间，而是旗帜鲜明的主张法治，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如果某人管理人类事务可以不承担责任，那么就必然产生傲慢和非正义。”[6]“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7]亚翁是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的结论，他强烈的反对君主专制，他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7]因而，他得出结论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 “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 [8]对于法治之内涵，亚翁更是进行了近乎完备的阐发，以至于时至今日，我们的法治理论依然无法超越他的思想。他认为法治起码要具备以下要素：1、法律是无情的，应当由无情的法律来代替有私欲的人；2、法治是轮番为治，执掌法律的人必须轮流；3、法律应当是良法，也即符合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之法,另外一些压制性的法律——不管它是人民、暴君或是富人提出的——也都是“卑鄙和非正义的”，以正当方式制定的法律（而不是法律本身）应当具有终极性的最高权威；[9]4、法律应得到普遍的遵从。由亚翁的这些论述反观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至今仍徘徊在人治与法治之间，作为华夏子孙不能不感到汗颜。
第三，亚翁的人权法思想后世虽研究不多，但也可窥见一斑。笔者限于篇幅，仅举一例来说明亚翁的人权观。据欧根尼.拉尔修记载，亚翁去世之前曾立遗嘱要求解放所有家奴，有人称之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解放奴隶的宣言”。[10]当然，亚翁此举可能大多只是出于同情之心，但由此我们也能看出积淤于亚翁内心之中对奴隶人权地位的关注。他虽无力去解放整个奴隶社会，他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放了他身边的家奴，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其胸襟、其深情、其胆识可以说殊值后人称道。尽管是否是第一个人权宣言已不可考，但亚翁对人本身权利的关怀却显露无遗。尤其他对人权中最重要的权利—自由权的态度，一目了然。
第四，亚翁对法律分类的认识。亚翁对法律分类主要体现在他对自然法和人定法的区分。他认为自然法体现人类理性，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是社会的普遍原理，是公道和正义。实在法则是具体的规章制度，又有良法与恶法之分，自然法高于实在法，实在法在相当程度上是实在法的具体化。这种分类方法对后世影响至深，同时他也深刻的揭示了法的本质属性之一—公平正义。亚翁还对法律做了成文法与习惯法、基本法与非基本法的分类，这与后世的分类法基本相同，为后世的法律分类奠定了基石。[11]
第五，亚翁对人类伦理与法的关系的认识。我们现在很少把伦理与法律联系起来，即使有所论述，也都是从道德与手。而亚翁却认为政治中的伦理学即政治学，[12]而法学说到底也是追求治理国家之学，因而，伦理学与法学追求目标实为一致。他认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为追求“善”而组成国家，国家为维护善而制定法律，而法律正是“善”的化身，是“善”的卫士。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亚翁实际上把人的行为、国家的行为、法律的追求都归之于“伦理”这个中心理念。这种研究角度现在看来都相当新颖。
第六，亚翁的婚姻法律观。亚翁的婚姻法律观国内极少论述，资料亦不多。笔者从他遗嘱中把女儿嫁给姐姐的儿子这件事上来分析，[13]得出几点看法：1、亚翁当时虽注重人权，但对婚姻自由却并不主张，儿女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的思想在亚翁那里根深蒂固。2、当时生物学还不甚发达，近亲不能结婚的理念在亚翁那里还没有，这种法律理念更远未形成。当然，我们这里并非苛求亚翁在任何方面都是至圣先哲，我国有的落后地区至今仍有表兄妹通婚习俗不是更加落后吗？
第七、亚翁的诉讼法律思想。亚翁的诉讼法律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法院的划分上，他列举了八种法院：监察法院、宪法法院、专门审理杀人案件的法院、涉外法院、简易法院、行政法院、解决重大私人交易纠纷的法院、审理侵犯公共利益的法院。他这种法院的划分方法虽然不尽科学，但有一些是相当先进的，如宪法法院，这正是中国目前着力研究并力图诉诸实践的一种。
总之，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博大精深，本文实难窥其万一，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师长赐教。还有一个笔者十分感兴趣也是我们国内学者多次提到而未能展开论述的问题，即我们经常将亚翁及伯拉图与中国的先哲孔孟、印度的先哲释迦牟尼相比较，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及政治文化背景有相当接近之处，但却产生了如此不一样的理论学说，以至于现在的西方文明与目前之东方文明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西方借助亚翁之法治民主思想开政治文明之先河，而我们东方却经常难以从孔孟那里寻找民主法治的踪影。朱学勤氏曾将中华文明之落后归诸思想源头的先天不足，缺乏原罪之概念；[14]南怀瑾氏亦认为释迦“追寻远古哲人之遗教，以求宇宙人生的真谛”，而中华文明却始终不太关心彼岸的问题；[15]国学大师章太炎氏之高弟曹聚仁氏亦主张抛弃中国所谓的“国粹主义”；[16]中华文明真的从源头上就先天不足吗？我也非常期望各位师长能够指点迷津，以释我辈之疑惑！

注 释：
[1]张乃根著：《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2]《西方著名哲学家传略》，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3]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80页。
[4]Aristotle,The Politics,p59.
[5]Aristotle,Ethcs,p189.
[6]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and Political Law，Transi. T.Nugent,7th .ed.第87页。
[7]同[1]，第33页。
[8]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3页。[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2页。
[9]曾仰如著：《亚里士多德》，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第462页。
[10]李圣顿著：《西方圣哲小传》，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第42页。
[11]陈金全著：《西方法律思想史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第64页。
[12]同[1]，第44页。
[13]同[11]，第52页。
[14]朱学勤著：《风声、雨生、读书声》，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15]南怀瑾著：《禅宗与道教》，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16]曹聚仁著：《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页。